现任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督察长。1997年6月至2000年1月正规的线上股票配资，任中国华融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总部债券部经理；2000年1月至2005年6月，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投资银行部、证券业务部高级副经理。2005年加入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基金成立于2005年，截至目前，资产管理规模(全部公募基金)7982.2亿元，排名13/207；资产管理规模(非货币公募基金)3876.86亿元，排名13/207；管理公募基金数452只，排名12/207；旗下公募基金经理76人，排名11/207。旗下最近一年表现最佳的公募基金产品为工银北证50成份指数A，最新单位净值为1.54，近一年增长66.29%。旗下最新募集公募基金产品为工银中证A500指数A，类型为指数型-股票，集中认购期2024年11月1日至2024年11月22日。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与妄想在中国保留殖民地的英国当局进行坚决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

在坚定果敢，无所畏惧的中国领导人面前，即使刚刚打赢马岛战争，自诩拥有世界第一流海空军力的英国人也无可奈何。

《联合声明》签订以后的最初几年，英国在协助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问题上尚属配合，然而到了1980年代末期，随着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英国人却开始反悔变卦了。

他们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以为在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联手对中国进行“制裁”的情形下，似乎中国政府可能会在香港回归问题上做一些让步，使英国捞到一些好处。

于是在1989年6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突然给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来信，单方面提出推迟新一轮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会议。

杰弗里·豪与撒切尔夫人

这一信号立即被中方解读为英国人试图在香港问题上耍花样，果然，英方很快又向中国政府致函，以“香港的信心严重受挫”为由，试图改变中国政府在香港驻军的安排。

与试图讨论驻军问题相应的，还有英方可能会考虑1991年度香港“直选”安排，以及试图劝说中方推迟公布《香港特区基本法》的时间。

邓小平同志那时候虽然已经退休，但注意力却一直没有离开世界政治形势，面对英国政府的一再挑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是以搞‘政治民主化’入手，企图在回归后延续其对香港的管治，这是对中国主权的挑战。”

根据小平同志“在主权问题上一分一毫都不能让步，更不能说一寸”的指示，中国政府决心针锋相对，狠狠打击英国人的嚣张气焰。

随着英国人在香港驻军和《基本法》出台的时间安排上接连碰壁，已经进入执政末期的撒切尔夫人试图在香港的治权问题上有所作为，挽回保守党在国内的颓势。

1989年底，撒切尔夫人派出曾经担任过驻华大使的柯利达访华，向中国领导人转达“英国政府可能在大大增加香港立法会‘直选’议员的问题上面临压力。”

柯利达访华

在过去香港殖民阶段，总督大权独揽，并拥有直接任命立法局议员的权力，而香港回归之后总督自然而然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必须要对香港的治理体系进行调整。

根据中英两国在1984年签订《联合声明》时的共识，未来香港特区的立法机构是“立法会”，当时还被称为“立法局”，所谓‘直选’议员，就是相对于选举委员会和功能界直接推选的议员，采用“选举”办法产生的议员。

换句话说，“直选”议员不受中国政府控制，也就是英国人想在立法会里面掺沙子，安排“自己人”。

这样一来就算是香港回归之后英国也可以利用立法机构制约行政机构，把香港变成一个听命于英国人的“独立王国”。

柯利达曾经参与过两国关于香港回归事宜的具体谈判，也知道香港特区的治权是中方的底线，他之所以厚着老脸提出这么敏感的问题，无非是想为撒切尔在议会里加分，就算被中方拒绝了，那也是努力过了。

否则，撒切尔也不会选择他这个中国通访华，当然她也不是没有留牌给柯利达，英国特使在会晤中国外交部高级官员时，先是说了一堆诸如“改善双边关系、增加高层接触、增加两国贸易”之类的场面话，然后直接赤裸裸地说出了“打算在1991年将直选议席从10席增加至20席”的要求。

90年代的香港

随后柯利达在会见中国领导人时再一次提出了这个要求，还说什么“双方如能就基本法和香港直选问题达成谅解，恢复两国良好关系的大门就是敞开的”。

这是拿治权问题跟中国做交易了，结果英方不出意外地碰了钉子。

最后和柯利达碰面的，是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这位特使在中国忙活了几天一无所获，内心不免有些焦虑，几乎是以央求的语气告诉钱其琛：能不能让他在这最后一个机会中取得一点儿成果。

钱其琛态度明确地告诉他：中英两国政府应当严格按照联合声明的原则办事，已商定的事情不要轻易改变，这样才会有利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随后，两国政府围绕着特区基本法的出台展开了极限拉扯，到了这年年底双方勉强达成一致，中方同意在1991年增加少量“直选”席位数，并在1997年时将“直选”的议员席位增加至20席。

这一招看似让步，其实只不过是给了英国人一个台阶下，因为到了1997年之后立法会的席位数就不是英国人说了算了，就算20席“直选”全部被英国掌握，中方也可以通过增加立法会席位数的办法稀释英国的影响力。

钱其琛

一开始，英国方面还对取得的表面“胜利”沾沾自喜，但很快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于是他们又开始折腾新的花样，即试图组建所谓的“立法会常设委员会”，增强特定立法议员的话语权。

到时候，可以把自己控制的“直选”议员给安排到这个常设委员会里面去，那就不用担心增加议席的问题了。

当然，英国人还是高估了自己，这时候《香港特区基本法》已在1990年4月颁布，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其实由不得英国人了。

钱其琛根据中国政府的一致态度直接警告英方：如果最后一届立法局选举不能按照《基本法》的规定来实施，可能会导致无法直接过渡。

英国人眼见这一招被中方识破，干脆直接掀桌，换上了著名的反华政客彭定康，这意思就是：即便彭不能改变香港实际现状，也要给香港回归好好添堵。

果然彭定康刚刚上台就强行推出了一系列违反《中英联合声明》、《香港特区基本法》及双方过去已达成的有关协议和谅解的所谓“政改方案”，引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

彭定康

此时英国人已经不是“相互合作”的态度，而是要“分道扬镳”的节奏，钱其琛预感到，由于英方极度不配合，中方已经不得不考虑“另起炉灶”的措施。

从1993年4月开始到这一年9月底，中英双方连续展开了17轮谈判，虽然中方为了顾全大局，愿意做出一些让步，但英方却单方面中断了谈判，并且把所谓的“政改方案”交给由其控制的立法局强行通过。

你们既然不按规则出牌，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这也是邓小平同志一再叮嘱当时的领导同志的意见：“一定要坚决顶住，一点也软不得，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就另起炉灶”。

1993年9月，中方开始反击，于9月底公开发表了80年代邓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问题的三篇谈话。

其中最振奋人心的一句话是“如果在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做考虑。”

选择在这个时候重新公开邓小平同志谈话，对英国政府敲山震虎的用意不言自明：这是提醒英国人不要搞错，中国政府不是清政府，中国领导人也不是李鸿章！

钱其琛与董建华等合影

随着港英政府在立法局通过“三违反”的政改方案，中国政府立即发表正式声明，这份声明的“杀伤力”很强：

第一，重申英国对香港的管理将于1997年6月30日结束，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第二，作为英国管制香港的政治架构的组成部分，港英政府最后一届区议会、立法局、市政局等，将随英国管制期的结束而终结。

第三，从1997年7月1日开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治理架构将依据中国全国人大的决定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予以组建。

这次中国等于没有给英国人留一点面子：什么立法局、市政局，这些英国殖民时期的残渣余孽我们一个都不承认，赶紧滚蛋吧！

事实证明，自80年代末以来英国政府2次错估了形势，第一次是错误地认为中国在西方的联合“制裁”和打压下会乱，到时候应该就可以浑水摸鱼地保留其殖民权益；

香港回归

第二次是自以为搞出一些所谓“治理结构调整”的小花招，就可以瞒天过海，在中国收回香港后继续保持其非法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这一次，自作聪明的英国政府在全世界面前丢了大脸，他们似乎并没有搞清楚，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技巧都是徒劳，他们挖空心思地搞阴谋诡计，结果被对方毫无花巧直截了当的一棍子就打死了。

到了1996年11月，眼看大势已去，英国政府这才不情不愿地和中国在香港回归的手续流程上签署了备忘录。

钱其琛深知：取得一次又一次外交胜利的背后，是新中国强大国力和全国十多亿人民团结一致的支持。

以钱其琛同志为代表的新中国外交工作者们，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坚持守护国家利益和民族气节，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这一点正规的线上股票配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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